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基准利率就是融资者衡量融资成本、投资者计算投资收益、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与手段。

拿这个作为我们推国际化的第一步了，这样就产生了问题：在许多条件还没有满足之前，如汇率自由化和合理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形成之前，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就实现了。2013年大家已经摸熟门路，也了解行情了，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又起来，出现了大规模的套利行动，套汇套利都在做，但在这段时间是以套利为主。

第二步就是允许非居民，中国香港的、中国台湾的还有外国的居民，用他们得到的人民币投资于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上，现在除了拉丁国家，没有哪种货币有两个价格的这种情况。第三步，关联公司用1亿美元把出口给内地母公司的货物买回来。第四步，内地母公司把1亿美元卖给央行，得到6.2亿人民币（这里汇率是1:6.2或1：6.18并不重要）。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必然隐含一个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路线图，但这两者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让人民币在境外成为价值贮存手段和交易媒介，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标同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不一样。尽管有用人民币投资的限制，这也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都处于稳态，除非发生重大经济危机，经济增长通常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再加上发达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制度上的同质性与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协调，所以短期套利资本很难找到投机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不会给本国经济带来流动性冲击。

来源:财经网 进入专题： 货币自由化 。发生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从形成到发生的二、三十年间，大致上经历了上述的几个过程。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以上所列城市所在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远不如美国，并且又不像美国那样具有世界范围的发钞权，这样，它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只能是每况愈下。第二步是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不仅要让利率能够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还要保证市场的实际利率为正。

即使一个国家到了需要开放资本项目的时候，也还是要遵循已经被理论和实践加以证实的有效改革路径，那就是国内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改革在先、资本项自由化改革在后的正确做法，而且在推行资本项自由化改革的时候，还要确定整个宏观经济是否满足开放资本项的条件，比如有没有资产泡沫、经济增长的趋势以及短期资本流入的规模大小等。在这里，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两类不同的国家加以区分：一类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另一类是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前两项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在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为明显，而资本项目自由化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几乎都成为灾难。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贸易自由化带来市场空间的扩张，从而可以有效突破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面临的需求约束，但是，在需求约束突破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供给扩张中必然会发生的金融约束，为了突破金融约束，充分发挥由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及时跟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否则，金融就会成为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贸易发展的严重障碍。总之，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必须三思而行。事实上，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央行储备过高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开放离岸美元债券市场(即在不开放资本项目的情况下，允许世界各国的企业到中国来发行美元债券)来找到对外投资的渠道，从而可以在风险可控、投资回报又较高的情况下达到降低过高外汇储备的目的。

可以说，资本项开放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可行，但对于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就有风险。中国目前需要的改革显然是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改革、迅速启动金融自由化改革，但是绝不能推进开放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的改革。短期资本的特点是变现成本低、流动性强，所以不管是流入还是流出都会对经济带来冲击我们刚刚和在华盛顿与北京的合作伙伴ACG Analytics开完电话会议。

根据Newedge报道，2013年全球股息达到1万亿美元，高于2009年的7,150亿美元。李克强总理还发誓落实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全面审计，加强对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的监管，并推进实施巴塞尔协议III规定的监管措施。

例如，另一家上市公司华锐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在2012年和2013年连续亏损——其中2012年亏损5.8亿元（9,450万美元），2013年亏损30亿元（4.886亿美元）——其在2011年发行的两笔共计28亿元人民币（约合4.59亿美元）的公司债面临违约风险。摩根大通（JPMorgan）估计，中国公司债的整体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已从2008年的92%上升至2012年的124%，高于美国（81%）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40-80%）。

简言之，2007年，针对美国风险的保险价格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贵的。葡萄牙的债务是完全可持续的。一旦危机降临这个全球杠杆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北京仍能在最后的晚餐中商讨出一个软着陆计划——你真的信吗？ 中国最近的违约事件证实，北京已改变政策，在其认为不会引发区域或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允许违约的发生。快进到2011年夏天，风险震中穿过大西洋来到欧洲。并称该国正在尽全力完成其780亿欧元救助计划的要求。此次违约还引致中国债券市场的严重震荡，比如3月上半月，至少22家公司推迟或取消了原定的中短期债券发行，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低等级信用债的兴趣下滑，对国债、利率债券和高等级信用债的兴趣上升。

对冲政治风险是在当今市场中产生阿尔法收益的关键组成部分。那时华尔街公司都可以囤积或支撑数十亿美元的证券。

聪明的风险管理就是永远不要将自己置于破釜沉舟的境地。葡萄牙总理曾表示，葡萄牙债券持有者不会像希腊那样，面临债务减记的局面。

公司债增速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速。标普500指数中约16%的回报来自于新兴市场，相比之下，2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4%，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

这一年收尾的时候，我们报告在母公司还备有170亿美元的现金为流动性缓冲。这在我的全球畅销书《常识之败》（A Colossal Failure of Common Sense）中得到了详细记述。这与北京试图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作用的更广泛策略相一致。BDI）下跌8%，该指数评估的是主要原材料海运价格。

完全逆转2008年的局面，亚洲公司信贷的表现如今大幅不及美国公司信贷。美国大型银行的信用违约掉期定价就高于欧洲大型银行。

——前雷曼兄弟CEO迪克·富尔德（Dick Fuld），2008年4月。中国领导人在最近的声明中所唱的调子我们都耳熟能详。

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两个投资级别公司债券之间，这样的息差是巨大的。3月14日，中国证监会发言人告诉媒体，此次违约是债券市场规律的正常体现，债券市场风险总体可控。

法国各银行的信贷违约掉期价格远高于香港同行。——前曼氏全球金融CFO亨利·斯蒂恩坎普（Henri Steenkamp），2011年10月。ACG Analytics相信，监管机构会选择性地救助少数违约企业，同时让投资者继续面临其他市场风险。——前贝尔斯登（Bear Sterns）CEO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2008年3月。

如果对整体市场看涨，就将对冲头寸保持在低位。这已经不是我们父辈那个年代的股市了，发达市场所接触到的新兴市场风险是数年前的五倍。

去年年底，这两组投资级别公司债券的收益率相当。历史给了我们何种教训？ 下面这两句话的金融破坏力比任何语句都要大： 次贷风险已得到控制。

就在期货经纪公司曼氏全球金融（MF Global）申请破产一周前，该公司首席财务官（CFO）告诉标普（Standard Poor）分析师，其资本头寸从未如此强健。在中国的带动下，来自新兴市场的股息飙升了106%，而欧洲在2013年只有21%，2009年为30%。